四川地震，很长时间内紧紧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而现在，震后恢复尚在艰苦进行中，却又有一个新闻再次抓住国人的目光---成都市新行政中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豪华作派！

媒体如此描述：

“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南延线西侧的新行政中心，远远看去，白色的、花瓣形的高大建筑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花瓣’最高处为14层，其外墙全用蜘蛛网状的钢架包裹，看起来很像洁白的‘鸟巢’。6个呈阶梯状的‘花瓣’簇拥着建筑群正中间一个圆圆的‘花蕊’。‘花蕊’顶部用黄灰色玻璃装饰，光彩照人。整体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半朵鲜花。因此，在成都坊间，新行政中心有多个别称，‘切开的鸟巢’，‘芙蓉花开’等等，不一而足。

‘花蕊楼’正中高挂着国徽，前面立着旗杆，旗杆前的洁白石碑上则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只有走到这里才知道这是政府机关。在行政中心对面，有一个生态公园，大片的森林和一个大型人工湖，河流桥梁穿插在树林中。在成都期间，记者两次探访新行政中心，都被拒之门外。记者步行环绕这个长方形的政府办公建筑群，共花费36分钟，而位于天府广场的市政府走下一圈不到3分钟。公开资料显示，新行政中心占地约255亩，总投资约12亿元，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广场分为办公区、服务区、绿化景观设施三部分，办公区将有高档次的会议中心、接待中心等。”（《新快报》2008年7月21日）

这个用于“为人民服务”的办公场所，每平米造价高达6756元！相比成都这个西南部城市的平均房价，这一造价可谓天价了。怪不得网上骂声一片。

可是，这实在也算不得什么新闻。笔者在国内跑的地方不少，见识过众多政府办公楼，每每为其雄伟壮观而惊叹。有了这样的印象，再看看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办公楼（更别提那些什么党部了，一是你找不到，二是即使找到了多半也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租几间办公室），那简直就什么都不是了。单就办公楼比较，谁敢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谁敢说我们还有3000万人没解决温饱？谁敢说我们还有无数所校舍是危房、地震一来就先把我们祖国的花朵埋入废墟？！

最让人无言的是，如此豪华的成都市行政中心的中央，矗立着金光闪闪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够黑色幽默的。

俺轻轻地问一句：这一字值5亿金的服务，2007年收入不过14849元的人民消受得起吗？？？

突然又想到，似乎结果是消受不起也得受着！本来，正常的逻辑应是这样的：你要服务，总要你的服务对象接受才行吧？不能强人所难对不对？5亿元一个字的服务老百姓买不起，不买行不行？否则，强买强卖那不成欺行霸市了吗？可是，你我也都知道，事实的逻辑却恰恰不是这样的。

 （2008年7月21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在回顾历程、总结经验。整数大庆，这倒也无可厚非，若是真总结出了东西，踏踏实实地坚持正确、修正错误，于国于民也是好事。但实际上，正象我们用脚趾头想想就能清楚的，这种总结往往流于形式，徒然劳民伤财，最终也不过造些低劣廉价的脂粉砖头而已。

比如一件事吧，咱们中国人在做这类回顾总结时都要求有高度，所谓高度，自然是领导高明，任何事情做得好，自然是领导得好，没有那“伟大、光荣、正确”的指引，我们不早迷路了，碰壁了，掉沟里了，一败涂地了？但你只说领导英明还不够“高度”，还得证明领导确实有“理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在他老人家的正确理论指导下才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

于是乎，上上下下、各行各业总结的惯例中就加了一条：总结领导的“理论”。甭管你是哪个层次、哪个行业、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甭管你是要出书、出画册、开大会、写文章，还是要发个言、表个态、致个辞、随大溜，“在XXX的XXX理论指导下”的开宗明义是不可缺少的。否则的话，轻则说明水平不够，秘书、吹鼓手要挨扳子；重则说明不讲政治，对领导有不敬之嫌，忠诚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前程也要小心被打个大大的折扣。

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了，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真有那么多大大小小明确的理论指导，还用得着摸石头吗？一二三四五六七，早就整得清清爽爽的了，用得着这么颠三倒四，很多基本问题连概念都没搞懂？不说那些小小不然的，有没有理论、有没有概念无所谓的了，就连民主，我们还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呢，你若说这是革命大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岂不也太有点无厘头了？人家周星驰可是用幼儿园的智慧和语言就把人类最高的哲学问题都搞明白了呢。

笔者也算是做了点经济研究，不客气地说，无论宏观微观，中国哪有什么自己的理论？不是理论不重要，中国的改革太需要真正理论指导了；不是我们不能出理论，实在是出不来！连那些“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号称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泰山北斗的，包括这市场那股份，挨个数数，看谁有能提得出来的理论？！天天在做研究，也该出理论的，无一例外没有自己的理论；而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偷空闲忙就创造（理论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必须用“创造”）出了一堆理论，不知说明了什么？

都说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咱们中国人聪明，领导更是中国聪明人中的佼佼者，可你也得明白，领导也是人，不是神（不是连最象神的毛泽东现在也被公认到底还是人了么），哪有那么多精力、那么高的智商、关键是那么多的时间去弄通所有行业，还要给你们分门别类地整出这个那个“理论”来？这不是抬人，这是糟蹋人嘛。

面对即将到来的“XXX、XXX、XXX的XXX、XXX、XXX==理论”高潮，在如今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背景下，我要对那些捉刀者说一句：是您总结的理论，就是您的理论，千万别给挂上XXX的帽子；否则冒用领导的名头，把明明是您自己总结的什么破玩意儿，楞是按上“XXX理论”的名头，那可是侵犯领导署名权的！领导宽宏大量不跟您打侵权官司，那是领导胸怀宽广、虚怀若谷、大人不记小人过，您可不能蹬着鼻子上脸哪。当然，若领导笑纳了，那个，那个，呃，不说了罢。

 （2008年7月16日）

马 宇

     千呼万唤始出来。华南虎照事件，似乎水落石出。照片是假的，作假者要承担法律责任，从厅长到科员的一众官员也受到了相应处分，这一公众事件大概可以完满了结，陕西尽可以喜迎奥运火炬传递了。

    这一事件，参与者众，影响广泛自不待说，而最终的结果确也是舆论强大压力下的不得不然。但问题就来了：一个无权无势的农民，拍摄了若干张很容易识别的假虎照，却一路从县到省得到顺利认可，且其中还有所谓的专家鉴定（哈哈，虽然那是什么花鸟鱼虫专家，而非华南虎专家，但都是动物类嘛，差不到哪里去，实际上若让人类心理学家去参与论证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到了国家林业总局这等机构，也是语焉不详，给不出个所以然；纵然舆情汹涌，这所谓的真相也才在8个月后公布！

    显而易见，并非周正龙的作假本领有多高超，真到了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也并非政府部门没有这能力把事件真相调查清楚（还原拍摄现场有多困难？陕西省林业厅两万元的奖励都发了，难道不该与周正龙一起去拍摄现场，做一简单确认？还要公安部门费劲去找现场？这可不是那种死无对证的刑事案件，需要警方费这么大劲，周正龙本就有义务把拍摄情况解释清楚），那么，8个多月的时间，那些政府部门在干什么呢？当然不是在查真相，而是在拖延、在敷衍、在淡化，以求蒙混过关。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答案也很简单：利益。本来，周猎人用假照片骗点钱，就是贪欲作怪，那一众官员犯不着护着他（除了那个有串通嫌疑的亲戚官员）。可这些假照片，却通过一个莫名其妙但又非常典型的路径形成了一条利益链：镇坪县利用这些照片来建保护区、搞旅游；省林业厅有了个“业绩抓手”；各级官员可以从中各取所需，谋取自己的那份利益。甚至本来毫无瓜葛的一些官员甚至上级部门，也不免牵扯到自身的利益了：有的是领导责任，有的是形象问题，还有的则是关系问题（看看其中业内专家的嘴脸！不敢说真话不就是怕得罪人吗；得罪人的后果不就是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吗）。于是乎，最简单的事情成了最难的事情，真相就隐在了这些利益背后，任凭民意沸腾，上上下下能推则推。连照片鉴定都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接手，可见这背后的利益牵连有多大，体制的惰性有多大！

    这些利益中，除了警方认定的一个人作案的周正龙是纯粹私人利益，其他似乎都有公心在内：发展旅游、搞保护区也不是为了官员自己啊，还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或更好保护陕西动物！其实这都是自我辩解的幌子，真纯为了公众利益，他敢（或者是“会”）用这种敷衍塞责、违规违章甚至是违法的方式来操作？用“无利不起早”来形容这些人是最贴切不过了。

    不管是不是手段高超的周正龙一人做案，陕西这次新闻发布，明显是要结案了。有人于是说，迟来的真相总比没有真相好，有人赞扬政府诚信得到了挽救。我却有点疑惑：经过如此的周折，费了8个多月的时间，挽救的还是政府的诚信吗？

    前次写“盛世出猛虎？”博文，讽刺的是那些无耻官员的拍马屁不择手段（可怜的关克，高度的政治敏感却让他丢了官帽）；这次我却也要“政治”一把了：现代政治文明，核心就是公众制约、信息透明，别再拿民众当傻瓜了吧！

（2008年6月29日）

马 宇

    6月20日，北京市政府终于公布了酝酿已久的奥运限行措施，实施期间从7月1日至9月20日。之所以不仅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限行，是因为还要考虑到空气质量达标问题。这样一来，本年度将有82天北京实行奥运交通管制，占全年的22.5%。为了证明不独北京如此，政府发言人特别强调在奥运期间实行交通保障措施，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

近年来，老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为了证明做某件事的必要和正确，以堵媒体和百姓之口，同时体现自己高瞻远瞩的全球视野，就拿国际惯例来说事；但略一探究，往往发现，真正的国际惯例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次，奥运限行的国际惯例又是怎样的呢？

笔者对交通问题没有研究，但毕竟事有关己，就略做了点检索。结果发现，所谓国际惯例的奥运限行，却不是有关专家和官员言之凿凿说的那么回事。我们的限行，是以不让车出门为核心，即所谓的单双号轮流禁行、外地车辆限制入京，且限行时间绵延80余天；而国外的限行，却多半是在运动会举办期间对车辆的出行道路、区域加以限制而已。不信咱们就看看近几届奥运会的做法：

最近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在连接奥运村、各比赛场馆与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的主干道上，开辟了160多公里的奥运专用车道，禁止无证车辆通行；另一项就是号召（笔者注：请注意，是“号召”而非“强制”！）市民出行放弃私车改用公交，实行奥运门票乘车制。同时对奥运场馆的停车场也做了限制，没有奥运通行证的私家车辆不允许在场馆周围停车。

再上一届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更是把解决交通问题的重点放在了强化公共交通系统上。专门修建了一条5.3公里长的环行铁路，把奥运村与市区内四通八达的铁路线都连接起来，使悉尼的城市铁路系统在奥运期间的承载能力比正常情况下增强了2.5倍。城市铁路系统一天24小时运营。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公共汽车公司，调集了3800辆汽车和5000名司机，这些公共交通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有优先车道，确保把观众按时运送到比赛场馆。比赛场不设私人停车场，但在附近的一些地段设有私家车停车场，观众停车后就乘坐班车抵达赛场。使用这些停车场和班车不收费。观众凭借当天的门票就可以免费使用悉尼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共汽车、地铁和轮渡等，使用期限从门票的当天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也就是政府发言人周官员举例说的“拥有365万辆汽车的城市停驶了250万辆私家车”的，反而恰恰是奥运会的交通服务做得不好，口碑最差的。而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交通基础太差，难以应对突然的人流大量增加，而且许多公共汽车司机培训不够，路线不熟。

1992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很多路段都设立了奥运会车辆专用车道，市政府也对私人汽车的出行进行限制，但只是在市中心和大面积的奥运赛场和设施前只允许奥运车辆和部分出租车行驶。私人汽车不准停在限行地区，除非有市政府发的停车证。为了方便人们乘坐公交车，公交公司在奥运会期间发行了一种“奥运会车票”，用这种“一票通”可以乘坐巴塞罗那的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当然，咱们最希望借鉴的是1988年汉城（现首尔）奥运会，是在奥运会前一个月就开始了限行。但人家实行的是“十日制”和“五日制”，即奥运会前一个月实行“十日制”（十天停一天），奥运期间实行“五日制”（五天停一天）但这些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如有人违反规定驾车上路，警察不过就是对其警告而已！想想我们是怎么做的？2007年8月17-20日，北京市那次奥运交通测试中，笔者就见有人“违规”出行（或许是忘了，或者不知道），被警察逮住，罚款不说，还勒令原路返回！可真够执法如山的，但就是不知道法理何在，情理何在。

奥运限行，我们能够理解。北京如今的交通状况，不限行似乎也解决不了。但能不能更人性化一点？能不能不是一味地限制、禁止、惩罚，而是多用一些疏导的手段？能不能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成本和麻烦推给民众？能不能在提倡北京市民和中国人当好东道主的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方便？比如外地车辆进京，单号来了，双号出京行不行，总不能让人家办完了事还要多待一天吧？暑假出游，单号出去了就只能单号回来，那周末行程如何安排？生病要去医院，住的地方若偏僻点，出租车不好找，自己的车也不能用？

实际上，若是在制定和执行这个规定的过程中，本着理解、和谐的原则，象汉城那样做，我相信绝大多数北京市民还是会自觉地少开私车出行的。这样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解决了，和谐、欢乐的气氛也出来了，高高兴兴玩奥运，不是皆大欢喜吗，何必居高临下地强迫着做呢？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人不自觉啊，你不强迫他到时候都开车出来了。若真这样，那咱中国人弄一副假面给外国人看有意思吗？岂不更多了层虚伪？但我还是不相信咱中国人就没有这点自觉性，只要政府首先尊重我们公众的权利。

养路费车船税减征三个月，听取了民众的意见，起码算是尊重了民众的权益，是一大进步。但若是不拿这种似是而非的国际惯例来打马虎眼，而是实事求是地向公众解释，采取更为弹性、宽容的措施，会更容易得到公众的体谅和理解，执行的效果也会更好。否则，即使这次奥运交通问题解决得很好，那所谓的“精神遗产”也丰厚不到哪里去，反可能是损耗。

 （2008年6月22日）

马 宇

    汶川地震，影响深远。救灾捐赠，在彰显爱心的同时，又夹杂或引发了更多东西。王石、马云成为众矢之的，姚明被指捐赠与收入不符，还有人编出了企业捐赠铁公鸡榜。或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为了证明外资企业并非“铁公鸡”，而编制发布了“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台港澳企业捐赠情况一览表”。但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榜上的有些企业“口惠而实不至”，实际捐助金额少于承诺金额，再次引发议论。

据报道，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谷歌中国、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际捐款捐物的披露情况与承诺不符。截至6月13日，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共计承诺捐款1.9545亿元，到位仅有1553万多元。6月17日公布的信息中，“实际捐助金额少于承诺捐助金额”的外企又多了一家——诺基亚(中国)投资公司承诺捐助金额3950万元，截至6月17日的实际捐助金额为1050万元。

对此，诺基亚方面做出解释，“捐赠一览表”中关于诺基亚的数据没有充分反映诺基亚的实际捐助金额，该表格没有及时更新。其负责人表示，地震发生至今，诺基亚的实际捐助金额为1600万元，作为“紧急救灾服务”。诺基亚还计划再捐助3500万元现金，用于“灾后重建”。之所以目前这3500万元现金还没有捐出，是由于灾后重建是有一个规划过程的。诺基亚正在与有关专家、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进行协商，确定资金的具体投向。目前诺基亚正在制定具体的灾后重建捐助计划，一旦确定下来，将会立刻捐出这3500万元现金。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18日也表示，一些企业的捐赠要选择适当具体对象和捐赠渠道，企业所承诺的款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逐步落实到位。同时，也存在部分企业的承诺捐赠完成后，未向有关部门通报，致使个别网民对有关企业产生误解。商务部有关单位将根据企业的捐赠信息，及时更新有关数据。

至此，似乎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跨国公司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赶热闹说说而已，而是在按程序执行。媒体或网友的质疑也没有错，错在不了解情况，为灾区焦急罢了。可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商务部发布这样的“一览表”合适吗？

商务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它的职责并非是负责捐赠或慈善事业的，也不是外资企业的主管部门。所以跟外资企业有较多联系，不过是因为商务部主管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的缘故。外资企业的捐赠，没有义务向商务部报告，而商务部也没有权力要求外资企业向他报备。从职能角度讲，商务部是没有权力发布这样一个“一览表”的。或许商务部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外资企业一样在履行其社会责任，对于中国的灾难没有无动于衷，也是回应“铁公鸡”的谴责，但由于它没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来准确、及时、完整地搜集所有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和台港澳企业的捐赠数据，公布出来的数据不全面、不及时就是难免的--有些企业实际捐赠与承诺金额不符，还有更多的外资企业不在“一览表”上，难道就说明这些企业一毛不拔吗？而由于很多人的惯性思维，以为商务部就是这些企业的“上级部门”，公布的数据就是这些企业捐赠情况的全貌，因而就引出了前述质疑。

对于商务部来说，这种做法属于错位，有越界而为的嫌疑，好心办了坏事，误导了媒体和公众，几乎陷某些外资企业于不义；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也应摒弃那种传统体制下政企一体的惯性思维，知道这种“一览表”不过是部分的信息参考，而非权威发布，也就不至于见风是雨。更重要的，还是要端正我们自己对于捐赠的态度，真正把慈善和救灾救难作为内心的指引而非表明什么的手段，那么我们对己对人都会平和些。

比如我自己，开始我以集体名义捐了，大大超出了单位不成文的级别标准；但后来这样那样的派生捐款，还要张榜公布，本人却退避三舍。我还会捐，或者为救灾做些事，但我要以自己信得过、最有效的方式。我不会去指责比我赚得多的人没有我捐的多，以为自己比他们道德高尚；也不会因为捐的不如比我赚的少的人多而羞愧，虽然我会尊重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被胁迫。

 （2008年6月19日）

 马 宇

    我是山东人。我一向以山东人自豪。但在看了一个山东人的作为后，我却以山东人为耻！

汶川地震，是国民的大不幸。八万多同胞，就这么去了！天灾，我们无可怨，面对自然，我们人类显得那么渺小，对于它的震怒，我们无从抵御。但，我们是否就该毫无作为，就该让那八万多同胞随风逝去？地震不能预报或许不是谎言（可看看现在的日本地震，我们又不知该说什么了），但预防、预警总能做吧？汶川本就是地震活跃带，可以往在任何工作中（包括建筑标准、选址，开发水电，以及大众防震知识普及等等），我们考虑过吗？国内外的有关专家都曾经做过2008年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即使不能肯定，起码应有所防范吧？若我们采取了这些最基本、也是必须做的预防措施，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吗？那些逝去的同胞，若是早知道防震警示，能提前五秒跑出那些不合格建筑，他们还会与我们天人永隔吗？尤其是对于那些孩子，那些占据伤亡最大比重的中小学生，我们每一个成人，不该内疚，不该忏悔吗？！我们都是有罪的啊！

我们不反思这么多同胞是否就该逝去也就罢了；但我们不该再去亵渎亡灵！看看这位山东人、这位山东作协一领导拟亡灵之口说的话吧：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纵做鬼，也幸福”？这还是人话吗？山东人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吗？我说的也是山东话，可我知道，山东话向来都是朴实、憨厚、诚实、善良的啊！怎么到了这种山东人嘴里，就讲成这样了呢！“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还有点人味吗？这已经不是会不会说人话了，而是冷血、愚昧、恶心之极了！

这篇词—真遗憾，如此糟蹋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后谁还敢用“江城子”填词啊—发表于《齐鲁晚报》2008年6月6日。这是更令人恶心的事情。众所周知，要在我们的媒体上发表东西不是容易的事，是要讲政治的，是要讲导向的。那，山东的媒体发表这样的词，无疑就是在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纵做鬼，也幸福”！

记住这个人：王兆山，原名王造山，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文学》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亡我派代表诗人。曾用笔名：败类、乌鸦。（摘自“百度百科”）

有这样的山东人在，我耻为山东人；有这样的中国人在，我耻为中国人；有这样的人在，我耻为人！

（2008年6月16日）

附：《词二首》，作者:王兆山，日期:6月6日，版面: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

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马 宇

这个院子，最初叫“对外经济联络部”，后来叫“外经贸部安外大院”，目前门口挂的牌子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曾经被我在构想中的小说里描绘过：北接地坛，南临二环，号为“巷”而堵头，院不深却也幽。无参天之古树，有挺拔之白杨。主搂四层，据说是大会堂的余料盖的，墙壁厚重，爬满青藤，冬暖夏凉，地震不动。楼西一排银杏，春泛绿，夏遮阳，秋金黄，冬傲霜。--就在这里面，我待了23年。

这是我的“单位”。中国人，都得有个单位。不管城里的农村的在职的下岗的年老的年幼的，都得有这么个东东罩着你。现在有了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人，单位还是必须的。单位是干嘛的？落户口、存档案、发工资，给你饭吃的。也是干活、升官、评职称，为国为民做贡献的。当然，还可以是蝇营狗苟，做些不伶不俐事情的。研究院60年，于国于民总是有益的罢，我这23年呢？

1985年，在辗转新华社、山东电子进出口公司、中调部、总参二部等可能单位之后，我从北大落户这个院子中的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简称“经研所”。此前，我对于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个机构的认识，就是同学告诉我的，“做进出口贸易的”。这还是让我没有概念，因为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颠来倒去学的《新中国外交史》是周恩来总理的“打扫房子另请客”，学的《世界宗教》是真主说了，“你可以娶你喜欢的女子4-5人为妻”；业余活动，除了篮球、游泳，就是在校刊和五四文学社混，论文竞赛连参加的念头都没有，却因一篇意识流小说得了个五四文学奖，最终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越后来越时髦乃至发觞信息经济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跟国际贸易丝毫不搭界。

初到经研所，我跟着老同志做点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对外投资之类属于“外经”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头学，新鲜也无聊。听中建、路桥、四川国际等公司讲海外工程承包的事情还有点意思，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实在枯燥无味。徐老为人善良端方，工作严谨，是我至今敬重的，可为了能在他之前擦擦桌子扫扫地打打水（实在不好意思让老先生干啊），住在院里集体宿舍的我有时不得不强撑着起早先到办公室，干完活或点个卯（徐老已干完了）再去吃早餐。

过了一年实习期，正赶上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号召中央机关支援教育，便自告奋勇成了中央讲师团一员，到江西萍乡上栗中学“援教”去也。--现在想来，这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前咱不是没吃过苦，穷人家的孩子嘛，可真没吃过那样的苦。江西本来就辣，靠近湖南的地方更辣，炒菜基本是一半辣椒一半南瓜。俺山东人大葱大蒜不在话下，辣椒不行。食堂的大师傅开恩单炒，不放辣椒，还是辣得不得了—那锅都是辣的呀。紧急求援，工资还是在经研所发啊，让同事买方便面和巧克力寄来—后来有人说我不严格要求自己，同住同劳动咋不能同吃呢，以至于影响了入党。还有鼻炎，北京干燥不觉得怎样，擤鼻涕顶多不雅观是了，可在那潮湿阴冷的地方就要了命。晚上鼻子堵得睡不着，白天头晕脑涨，只好跑到城里（萍乡城啊，那可是个大地方，路灯亮得不行）动手术，先是往鼻孔里打针，不管用；后来玩狠的，用电烙铁烙！说是把息肉去掉。或许息肉烧掉了，可后来好长时间鼻子都流血。去年体检，医生告诉我，你有鼻窦炎，长息肉了，要动手术，吓得我当时就一激灵，冷汗直冒。

就这样，江西一年没待够，还没结束呢，又申请去西藏继续俺的“援教”生活。单位领导不同意，拿经研所工资，老给别人干活还行？只好直接给部里写信。当时主管人事的常务副部长李岚清批示：年轻人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是好的，应该鼓励。风向一变，机关党委简报全文发了我的申请书，单位领导让我给新来的同事做报告，俺满怀豪气地说，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领导会后找我谈话，小马啊，西藏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怎么是地狱呢？我这个典型就不了了之。于是知道，玩哲学也得看对象呢。

不过，且不说领导20年前的先见之明，早早就在警告藏独分子了，就与江西一比，西藏真是天堂啊：虽然氧气少点，但空气纯净，尽可大口呼吸，换心换肺；虽然海拔高点，但气候干燥，鼻炎不烧而愈；虽然供应差点，猪肉、鸡蛋、蔬菜短缺，但可以自己用高压锅炖牦牛肉、土豆、洋葱、西红柿于一体的“法式大餐”，可以吃轻工部特批的泥肠罐头和部队给的压缩饼干，可以喝藏民自酿的青稞酒！西藏也吃辣，但对于经过江西洗礼的我，那点辣已经是享受了。再后来，我的口味更杂，去泰国时，曼谷人都不习惯的清迈的一些饮食，我也吃得津津有味，就是那时打的底子。在藏期间，也有两次动乱，一位团友还差点命丧大昭寺；平时的日子倒是清静平和的，所遇藏民，除了当官的沾染了点我们汉人的不良习气，其他人淳朴得很。磕长头没有学会，但那股韧劲、那种虔诚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那些日喀则中学的藏族学生，桀骜不驯的一群半大小子，在我面前都乖乖的，很有点尊师的样子，带我去江边钓鱼，然后清炖鱼汤，鲜美无比。冰山雪水汇成的雅鲁藏布江啊，夏天进去游泳也是冰凉冰凉的，幸亏我有冬泳的底子，但还是惧于湍急的水流，河边洗洗而已。往后的日子里，我到过国内大多数的名江大河，却再也看不到那么清澈、那么美丽的水了。

那是青春躁动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世上无难事。骑一辆凤凰28加重自行车，敢从日喀则一气到拉萨。250多公里，最高5200米海拔，途中人烟稀少，晚上在山里赶路还遇上阴天加小雨，上坡骑不动，推着走也不敢停，怕倒下就起不来了；下坡更紧张，怕摔到悬崖下去，紧捏着闸，贴着模糊可辨的靠山的车辙白印走，手腕都肿了。第二天晚上到达自治区外办宿舍，哥们说，你还活着哪。一月份借口搞调研（正儿八经通过自治区外经贸厅给单位发传真征得许可），走死亡之路的青藏线，到那曲时听人讲冬过唐古拉最怕大雪封路，就把房东挂在屋里的风干牛肉扯了一大块放包里，做好了被困一周的准备。搭的破客车没有暖气，特意准备的军大衣在零下四十度中感觉跟纸一样，于是在山顶道班歇脚时，顺手拿了一床被子，裹在车里到了格尔木。

人野了，再回到办公室有点不习惯了。没几天就跟主任发生了冲突。我对主任一向有点看不上，那时研究人员写文章不能直接投稿发表，得领导审核，可稿子给他，审了半年没消息，突然一天发现发表了，署名却成了他的。当时主任副主任有点疙瘩，因为副主任能写。办公室里聊天时，我话里话外就把主任捎上了，主任火了：你给我出去！我说，我在这工作不是你让我来的，你哪有权让我出去？主任来拽我，我一把甩开他：你再敢动手，我捅了你！桌上放着从西藏带回的藏刀。胖胖的主任刹时身手敏捷，嗖地跑了出去，一会所长就进来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马啊，你不能在一室待了，换个地方吧。

那会海南刚建省，外经贸部要在海口设特派员办事处，我便重当“青年突击队”，随着全国十万人才下海南，做了两年的进出口贸易管理。没几天就烦了，审合同、发许可证实在是天下最没技术含量的工作之一，所以后来搞政策研究时我一直奇怪那些官员干嘛死命把着审批权不放—当然那时我也明白了，权力是个好东西，我一个副主任科员，也牛得天天有人请吃饭，还是海口最好的馆子。这样的权利若是享受上五年，绝对成了废物。如今我极力主张市场化，说什么警惕政策制定中的“寻租点”设计，也是有这切肤之痛--哈，你也可以当是矫情。当然，你若说我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自己没权就把别人的权打掉也没有关系；只是，我总觉得，作为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应该有基本的价值取向。我们的工资是国家给的啊，不该尽力为国为民做点好事吗？起码得有职业道德吧。

1991年回到所里，正没落脚处，外资室程主任说，马宇不好管，但干活还行，来我们这儿吧—于是后面的18年，我便搞外资了。搞来搞去，几年后据说成了国内有名的外资专家，参与中央文件起草，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时地给各级各地外资官员讲讲课什么的，报酬也还不低。虽然跟真的似的，我还是对自己说：只不过是个学习过程，学还没学明白，别拿自己当根葱啊。

值得说的是我的老主任。1993年，我在美国学习。妻子也要赴美，但按当时的惯例，为了防止滞美不归，要么她不去，要么我回来她再走。此时已经升为副所长的主任说：我担保他们能回来！于是给妻子办了手续。后来，妻子挺着大肚子回国生产，也是为了不负主任的好心。1995年外资室主任空缺，是他力主让我负责。再后来，主任到非洲常驻去了，期满回国，原本红光满面、天天打拳的他却面黄肌瘦、拖着腿走路，没几年就去世了。他退休后，去他家看过他；他病了后本想去医院看他，却没来得及。现在，我只想对他说：老何，谢谢！在那边好好过，天天打拳。

从贸研所、经研所到研究院，期间几多变迁。60周年之际，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安排，还要进行改革。跟商务部脱钩，变成独立研究机构？还是合久再分，各找其所？不管怎样，研究院的名头总会在。而这个50年的院子，为了迎接奥运，正在粉刷涂抹。办公楼外墙的青藤，比我在这院子时间都长的青藤，都扯掉了，涂成了灰不溜丢的传统北京色。院子还要改造，主楼北再盖一栋楼，那两排与院子同龄的高大白杨也要遭遇灭顶之灾、刨根之祸了。

60年，单位与院子都在变，今后还会变。23年，是我生命的一大段，并且是重要的一段。经研所和研究院，给我提供了工作、学习的平台。没有它，我不能调查500多家国内外企业、不能写出百十万有用没用的文字、不能接触众多各方面人士、不能了解国家经济决策过程、不能学习那么多经济和人生知识；没有它，我也不会有那么多同事、朋友，不会有现在的小康生活。23年当中，不全是成功和愉快，也有郁闷、失望、烦恼甚或愤怒；但当此之时，剩下的惟有感恩。

（2008年5月27日，写于研究院60周年之际）

马 宇

今天端午节。今年端午与以往不同的是第一次有了国家假日。这是好事情，其意义不纯是多一天假期那么简单。

于是，今年的端午大家也更当回事了。可过节之余，有人不甘寂寞了，在搞什么“粽子国家标准”。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首部粽子国家标准，凡涉及消费者食用安全的指标均将采取强制，还将根据南北方粽子的不同特点，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整。比如：考虑到西南部一些地区喜欢将腊肉放入粽子，易导致馅料的过氧化值高出行业标准限量规定，有可能在国标中对该指标进行适当调整；同时，还会明确规定如果在糯米中添加其他杂粮时应符合的要求。据参与粽子“国标”起草的专家说，对于粽叶国家标准将提出严格要求，明确规定粽叶必须是纯植物的，不得人工添加任何东西在里面。现在有些企业为使粽叶在高温蒸煮后仍保持鲜艳的绿色，用一种铜制剂处理粽叶。国标将会给粽子叶中的铜离子含量规定最高限量。专家还透露，涉及消费者食用安全的指标肯定是强制性的，如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和微生物指标等。同时，标签的规定也将是强制性的。

唉，看见这些部门、这些专家这么辛苦地为我们消费者把食品安全关，我都差点感动得鼻涕眼泪一起流了。但，且慢！感动没一秒，我就开始怀疑了：粽子有了标准，那饺子怎么办？包子怎么办？米饭馒头怎么办？粽子毕竟一年吃不了几次，有问题大不了不吃了，咱过端午就划龙舟强身健体、站江边缅怀屈原老先生不也行？可饺子包子米饭馒头吃得多啊，躲都躲不过啊，不更该制定国家标准？这些部门、这些专家，放着这些最重要的主食不去制定国家标准，却抢先搞什么粽子国家标准，不是在哗众取宠、吸引眼球吧？或者避重就轻、愚弄百姓呢？

再往深里想，就更加怀疑：粽子标准，说到底还不是食品卫生标准？咱们的食品卫生标准是如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年10月25日就颁布实施了啊！粽叶里铜离子超标还给我们吃？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微生物指标不达标也给我们吃？吃了让我们中毒、拉稀、要人命啊？而没有粽子国标之前，难道我们吃的粽子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做出来，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吃的吗？若有人因此遭害，我们还没地儿说理去，没法追究，因为没有粽子国标啊；可若吃了也就吃了，大家都没事，买的卖的皆大欢喜、端午快乐，那又要这粽子国标干啥用？制定标准、执行标准都要消耗国家资源，咱们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四、五千万老百姓没有脱贫，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得省着点用啊！建筑防震标准、学校安全标准、地震预报标准、信息公开标准以及米饭标准、馒头标准、鱼香肉丝标准、红闷大虾标准等等这些更重要的标准还在等着制定或者修订呢！哪轮得到粽子？！

据说，因为一直以来我国都没有关于粽子产品的统一标准，给市场监督带来一定困难。北京市质量检验部门的专家就告诉记者，目前对粽子的抽查，主要是依据其产品所标注的执行标准来进行。既有行业标准，也有企业自己的标准。而且，现成的馅料，还要依据馅料“国标”专门检测；如是速冻粽子，还需按速冻食品标准来检验。标准多而且零散。质监部门执法人员“坦言”，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做依据，粽子叶的检测是最难办的，很多时候只能靠肉眼来目测或是靠经验来判断其是否添加了人工色素。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专家、官员是干什么吃的！没有标准你就靠眼看，有了标准你就可以用机器测了？没有专门的标准你就不知道粽子如何检了，大肠杆菌就可以随便，铜离子就可以随便？要不要我给你们这些行内人士摘几条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四条：本法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也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第六条：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第八条第（七）款：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者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第九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一）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二）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三）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的，或者微生物毒素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四）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十一）含有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的或者农药残留超过国家规定容许量的；（十二）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够了！还要摘吗？即使标识，也已有了规定，第二十一条：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按照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说明书，不得有夸大或者虚假的宣传内容。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清楚，容易辨识。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必须有中文标识。

现成的法律不执行，基本的食品卫生标准不严格执行，却去另搞什么劳什子专门标准，无外乎两点：一是找点事干，显示自己时时刻刻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二是推卸责任，没有粽子国家标准啊，吃出毛病来别怨我！

所谓的依法治国，所谓的政府职责，就让这种人、这种行为轻易解构了。

 （2008年6月8日）

    不幸而言中！此次四川大地震，果然不是不能预报，而是被当作“谣言”平息了！

    截屏于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的信息表明，汶川所在的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曾经在此次地震之前“成功平息了关于将要发生地震灾害的谣传”！并由省地震局上报省政府，作为工作成绩之一。--此消息挂在四川省政府网页上就说明了问题。

    人命大于天！在那些官僚眼中、心中，老百姓的命真的大于天吗？比得过他们的乌纱上的一根绒毛吗？！

    地震预报是个科学问题，但我们国家的历史表明，更是个良心问题！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自然，预知自然，但是，只要有科学态度，有负责精神，就可以避免或减轻这样的悲剧！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