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宇

政府不当行使行政权力会造成什么后果，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可能成为一个最新的鲜活案例。

工信部要求国内销售的所有计算机都必须预装“绿坝-花季护航”绿色过滤软件的消息曝光以来，全国民众反应强烈，质疑、反对之声不断。而更为糟糕的是，花费巨额公共资金购买、强行要求所有计算机预装的“绿坝”软件，又不断暴露出技术漏洞和法律缺陷：国内有软件公司表示，该软件存在“边界失算”的安全漏洞，“绿坝”用户访问黑客精心制作的恶意网页时，电脑将自动下载运行由黑客指定的木马病毒，从而面临网游、网银账户失窃、个人隐私被盗等多重风险；国外也有计算机专家指出“绿坝”软件包含多个安全漏洞，建议安装了的用户立即卸载，并指该软件违反了开源协议，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有关人士也说“绿坝”使用OpenCV开源程序，未在软件版权信息中加入BSD许可证声明，属于侵权；还有国外的软件公司欲诉“绿坝“侵犯知识产权，认为”绿坝“的部分代码是从他们拥有知识产权的商业软件中窃取，图形界面也完全模仿该公司软件—“绿坝”方面的回应是，“美国公司声称的版权问题，不是软件的整体构架和编程，而是说黄色网站的IP地址库中可能会有的重叠部分”，这些网址属于谁并没有公开的界定，“凭这一点就指责绿坝抄袭是非常荒谬的”。更多的网友自行测试也证明这个肩负国家工信部赋予的“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重任的软件实在是漏洞百出，既不能保证不良信息被完全过滤，又不能保证被过滤的完全是不良信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话在“绿坝”软件设计公司的“最终用户协议”条款中赫然写着！

或许，技术方面的漏洞可以由“绿坝”设计者来修补。但我们要问的是，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指定的一款全预装软件，居然存在如此之多的技术漏洞，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不可知的恶劣后果，那么，主导此事的政府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的漏洞又该谁来修补？“绿坝”可以在协议中单方面规定“不对因使用本软件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法律纠纷承担任何连带或赔偿责任”，但工信部能吗？政府部门以财政资金购买软件要求所有计算机预装，若因此给用户造成损失，工信部能一推了之，说政府没有责任？

以笔者个人之见，工信部“软（2009）226号”文无论是从技术可行性、可靠性，还是从政府职能、法律规定等方面看，都存在严重问题，涉嫌多重违法，是必须立即撤消或废止的。但如何操作，却有多种选择：

其一是由工信部自行撤消。理论上说来，政府部门做了错误的行政决定，是可以自己修正的。何况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这样做难处有二：一是工信部面子上下不来，而今官场规矩是，做错了没关系，我就死不认账，你能奈我何？确实，我们劳动人民又不是他的上级，撤不了他的乌纱，对他的错误决定当然只有忍受；二是，撤消后的善后也是麻烦事。已经协议支付的4170万元怎么办？政府能拿回来吗？财政损失不说，此事在国内外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主导此事的官员得追究责任吧？这一追究问题就大了，不定闹出什么事来，所以以笔者的判断，工信部自我否定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是国务院出面纠正。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第十四条　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这个前提是有人提起行政复议，而工信部未予解决，这时国务院可出面撤消工信部的“软（2009）226号”文。实际上，以我们国家的官场规矩，不必到此地步，领导指示一下也行。不管怎样，到了必须国务院出面纠正的时候，工信部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除非该行政措施背后另有隐情。

其三是国务院其他部门出面否决该决定。正如近些天来大家所分析的，该行政决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等众多法律（工信部可真是猪油蒙心，一个行政决定居然触犯了这么多法律，也算是让人领教了他们的依法行政水平了。虽然已经见怪不怪，我们依然要问：难道制定政策不需要做基本的可行性研究吗？难道不对自己的行政措施采取预先的内部法律审查吗？），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也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撤消该决定。

其四，法院裁决取消。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工信部此举得罪人甚众，包括全国网民的绝大多数、计算机生产企业和有关软件开发商，但不见得有谁会出头去起诉工信部。咱们中国人信奉明哲保身，骂骂行，跟着沾光行，做出头椽子不干。咱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多了，抗争也没用，熬着吧。--当然，也还是有仗义执言的人，不是有人已经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了吗？

让我们且看工信部如何收场。说实话，对于以上四种方式，我都不太看好。最可能的解决方式是：“226号”文规定的什么预装啊、报告啊之类的都不做了，工信部也不督促检查了，“难了之事，以不了了之”—只不过这样的影响更坏，4170万公共财富打水漂不说，政府权威和政府形象也都将荡然无存。

（2009年6月17日）

马 宇

2009年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2009）226号”文要求7月1日后国内销售的计算机都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绿色上网过滤软件。消息一出，民意大哗，在新浪网做的调查中，85%的网民表示将不会采用这一软件。

且不说工信部此举是否意味着监控网民，单就其目的和方式来说，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工信部说，预装这一过滤软件的目的是“为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这看起来非常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却又犯了自以为是、自以为高的通病。什么是“不良信息”，除了公认的黄色、暴力，意识形态类的算不算？有些信息固然“儿童不宜”，但在我们这里，更多的信息却是“全民不宜”，这个界限怎么掌握、谁来掌握？有人从技术角度分析，，“绿坝”可能是把用户的个人电脑与一个定期更新的“被禁网站数据库”串联起来，用户如果试图登录“黑名单”内的网站，就会被堵截。可问题就出来了：谁有权掌握这个“被禁网站数据库”呢？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有权决定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的，往往智商、人品都不怎么样，并多半以正义之名行非义之实。众所周知，XX部、XX部、XXXXXX部和XXXX署多年来都是怎么筛选信息强行塞给我们的，我们都很清楚从那里得到的是些什么。我们读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已经管得够严了，现在连略有活力的网络也要照本宣科？我们都是成年人，都具有独立选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具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而那些官员们却非要代替我们选择，把他们以为的“不良信息”屏蔽了，再把他们以为的“优良信息”灌输给我们，岂不荒唐复可笑？再说，我们是人民，是这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他们作为仆人怎敢这么不信任我们？毛泽东早说了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高贵者们却决定着卑贱者们的信息供给和精神食粮，真不知该让人如何评价是好，惟有摇头叹息。世道啊！

从行政方式来说，工信部的这一举措尤为欠妥。一个政府部门，怎么有权力以中央财政资金4179万元购买软件并要求所有境内销售的计算机都要预装呢？为什么一方面要求“2009年7月1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对于逾期未预装、不按时上报、虚假上报和拒不上报的，将责令其限期补报或改正”—众所周知，这种语气的政府通知意味着什么，所以不难理解媒体采访时国内计算机生产企业异口同声表示会“配合”；另一方面又声明“不强制安装”，“可由用户自行选择安装与否”呢？岂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既然是“国际通行做法”，为何还颠三倒四，若非心虚，干么不理直气壮地推行呢？既然可以卸载，可以由用户决定是否安装，为何还要求企业统一安装呢？难道我们的工信部出台这样一项政策，花了大笔纳税人的银子，就是为了逗我们的企业和老百姓玩吗？

从财政资金使用上来说，更有浪费之嫌。根据网上调查的结果推算，85%的用户买了预装软件的电脑后都会卸载，工信部为什么自作主张地给企业和用户添双重麻烦呢？为什么不放在网上，让大家自由下载安装呢？而且这一年4179万元财政资金购买的软件（且不说后面还要花多少钱，企业总不会以后免费赠送吧），却被绝大多数用户拒绝使用，岂不是国有资产的极大浪费吗？花那么多钱，净化网络的效果却是了了，工信部的领导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只是在中小学等特殊场所的电脑安装过滤软件，动用财政资金来支付也是可以的，但费用应比现在全部安装少得多，不是可以大大减少国有资产的无谓挥霍吗？

从法理上来说，这一政策也是无所依凭。有专家已有很好论述，大家可看马光远先生的观点。我只想说，工信部居然用了“国际通行做法”这样的含糊措辞，真是愚不可及。依法行政是这么解的么？

工信部的这一行政措施实是蛮横愚蠢、劳民伤财而且有损政府形象之举。所以消息一出，外交部的发言人还要出面批驳“有关谣言”，声明“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

唉，早知如此，工信部的官老爷们怎么就不好好动动脑筋，提高一下自己的行政水平和能力，把政策设计得靠谱一点呢？

 （2009年6月10日）

马 宇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大项目最终没有成功。今日中铝确认力拓毁约，价值195亿美元的股份收购泡汤。

今年以来，有关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一再吸人眼球，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到中铝收购力拓股份，再到最近的腾中收购悍马。这种跨境并购，具有必要的新闻要素，又贴合大众的心理需求，所以成为新闻热点并不稀奇。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并购案的讨论，还是过于新闻化了，煽情的成分多，专业的思考少，即使是那些所谓专家，也不过是随着“民意”的浪头，想成为一朵自我显示的浪花，不但没有专业性，更缺乏基本的责任感。

所以，与其讨论一个具体的并购案，还不如讨论下并购背后的东西？

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海外并购投资205亿美元，比2002年的2亿美元增加了100倍，中国企业已成为跨国并购的重要力量。而且，当此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几乎已成了“惟一正常运转的资本市场”，危机中很多发达国家各种经营性资产价格暴跌，而我国却拥有高达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内企业海外“抄底”难免呼声高涨。以至于此前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鼓励企业赴海外“抄底”，甚至是国家从鼓励吸收外资到鼓励对外投资战略转变的标志。

19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对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途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无论从企业能力还是国家实力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对外投资能力，并且还会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加强而进一步提高。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在国际上尚不具备全面竞争优势，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为净资本输出国。统计数据也可说明这一点：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521.5亿美元，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083.1亿美元；截至2008年底，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不过1700亿美元，而吸收外商投资存量则超过4000亿美元。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今后若干年，我国吸收外资仍将大大高于对外投资。

根据邓宁先生的跨国投资理论，一个企业若进行跨国投资，应该具备所有权优势。这些所有权优势，包括产品、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网络、服务等等各个方面，即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所有要素。因为到国外去投资，面对的是不熟悉的投资环境、不一样的市场、不一样的消费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法律政策体系，以及不一样的社区氛围和政府关系等等，这些都会对外来投资形成阻碍，加大投资成本和可能的风险，所以必须要有比其他企业更强的竞争优势才能立住脚，才能更好地利用当地的各种生产要素，才能与当地企业进行竞争。而同时，企业还必须有能力把在本土的所有权优势延伸到投资东道国，与当地投资环境和生产要素更好地融合。否则，即使当地投资环境很好，也有我们需要的生产要素（不管是资源、技术还是市场），我们也难以充分利用，或者不适应当地环境，导致投资失败。而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了太多教训。

在我国刚开始对外投资的时候，国内一家著名钢铁企业就到秘鲁投资进行铁矿石开采，但因为对当地劳工法不了解，不知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国内企业管理员工的做法完全用不上，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员工频频罢工，造成严重亏损。还有一家企业，收购了一家欧洲电子企业，本意是要利用其技术力量，但后来却发现劳动力成本太高，而且研发的成果也与企业原来产品、技术难以衔接、融合，最后只好付出几亿元的代价剥离研发人员，收购意图基本没有实现。实际上，我国近年来的海外并购，成功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并且炒作得很厉害的那些标志性并购，最后多以失败告终，如上汽收购双龙、TCL收购汤姆逊、平安收购富通等等。据媒体报道，2008年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损失就达2000亿元！

目前，金融危机导致众多企业经营困难，资产贬值，如果中国企业具有了足够的所有权优势，同时又经过细致的可行性研究，当然是对外投资收购的好机会。但同时也要看到，收购价格低固然降低了收购成本，但这便宜并不是那么好赚的，若整合不好，一样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大家都知道，收购有所谓的“一元收购”，也就是白给，但这也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对于那些实力不足的收购者来说更可能是烫手的山芋。今年初，本田把价值数亿欧元的F1车队一欧元转让，并还“奉送”接手者数千万欧元现金，但就这样，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手的，本田为了找人接手费了几个月时间。为什么？因为接手者不能解雇车队的700名员工，而车队完成一个赛季至少需要7000万欧元费用，若没有良好的经营运作能力，接手者很可能把原有身家都赔进去。

尤其必须注意的是，我国有资金能力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的企业，多半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本身已经是陈疴难起，股权结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等等方面都存在致命缺陷，人才、管理、技术、产品、服务等等基本要素储备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约束都远远不足，却用在国内行政垄断环境里造就而非开放市场竞争中培养出来的虚假竞争力去参与海外并购，还充当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并购风险之高更是远甚于通常的跨国并购！

对于完全开放的制造业领域里的国企来说，其对外并购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国企病”。在国内的国有企业管理都没搞好（我们管理国企是多管齐下：党委组织部门任命国企高管、政府管国企的投资和运营、大众作为名义所有者成了只能评论的看客、市场又要求国企按市场规律运作……），国企改革改了30年直到现在还在这么改那么改到底怎么改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让这些国企脱离现有体制到国外去就成了完全失控，也就是党政约束基本失效（虽然那些约束本就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适合企业），而它又不可能到了国外就一下子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不能象市场化企业那样受到股东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约束，所以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不信统计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海外（包括香港）建立的数以十万计的企业，有几家成功的？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了主管者的个人小金库和境外接待站，真正做经营的也往往因为经营不善而血本无归。

对于那些垄断领域里的国企来说，除了国企病更加严重之外，还有虚弱的竞争力，两相叠加，对外投资的结果几乎注定是死路一条。这里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九十年代时依靠外贸垄断发财的国有外贸企业，如中化、五矿等，依仗自己对于国际市场的一知半解和外汇便利，率先大规模在外投资，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现在又轮到所谓的资源类企业了。是不是这些企业就能通过海外投资为我们在国际上抢得所需要的资源，解决我们急迫的资源问题呢？笔者依然不敢乐观。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些企业国企病更重，可算病入膏肓；其次是管理水平低下，在国内缺乏竞争导致他们习惯了欺负消费者却惟独不知如何进行市场竞争，即使是那些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资源投资他们一样会搞砸了；三是还会引发国际上的抵触—国际上对于我们的国企并购、主权投资的敌视已经不是个别的了，这次中铝收购力拓股份失败也不能不说有这原因在。

由于中国“特色”的原因，中国的海外投资实际上险阻重重。即使是很好的项目，别人能赚钱， 我们不见得能；别人都很难做好的事情，我们更只有望洋兴叹了--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体制使然。中国古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现在或许可以再加一句：体制熊，熊一国。

国企不行，但让民企试试？中国企业的真正竞争力和发展希望在民营企业啊！可遗憾的是，我们却又犯了持续多年的错误：一是在国内很多行业不对民企开放，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和资本积累；二是对民企的海外投资严加管制（如象管国企那样管民企投资审批、融资不能解决等），反而让正常的民企海外并购难以进行。不能做的鼓励做，能做的不让做，说什么好呢？

海外“抄底”，并非买了就赚，一样要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和可行性研究，更需要由适宜的主体来操作。否则，国家资源战略难以实现，而那些廉价海外资产更可能变成鱼饵，抄底的海外并购会成为吞噬中国人财富的无底黑洞。

（2009.6.5）

工作24年，第一次放假过端午节。虽然只有一天，但增加传统节日假期，总是好事。增加公共假期，也就是在增加公共福利，我们的工作效率本来很低，与其在班上空耗时间，为什么不提高效率、减少工时，让民众多些休闲渡假时间呢？

据说端午是纪念屈原的。吃完粽子，觉得阳台的小花园该打点下了，到了附近的一个园艺场，园艺师傅推荐种月季。月季好种好活，还可过冬，正和我口味。按师傅所说，间隔30-40厘米一棵，第一天种了50棵，第二天种了14棵，然后施肥浇水，我的月季园就成型了。

印象中，月季是再普通不过的花了。似乎没有诗人象对牡丹、菊花、玫瑰那样去吟颂她。“惟有牡丹真国色”，她不是牡丹，没有那么艳丽华贵；“我花开后百花杀”，她不是菊花，也没有那么强横霸道；相比玫瑰呢，她又没有那么浪漫多情。

月季，我们见得太多，却又了解太少了。于是查了查百度百科：

学名：Rosa chinensis Jacq.

　　英名：Chinese Rose （这倒不知道，“中国玫瑰”，刚说她没有玫瑰的浪漫多情呢）

　　别名：长春花、月月红、斗雪红、瘦客。

科属：蔷薇科，蔷薇属。

   花期4--10月。

原产北半球，几乎遍及亚、欧两大洲，中国是月季的原产地之一。

月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新的考古发现，月季花是华夏先民北方系--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部族的图腾植物。

月季是北京、天津、青岛、潍坊、大连、石家庄等数十个城市的市花。（真的吗？可见我太孤陋寡闻了）

月季花语：

　　粉红色月季：初恋、优雅、高贵、感谢

　　红色月季：纯洁的爱,热恋、贞节、勇气

　　白色月季：尊敬、崇高、纯洁

橙黄色月季：富有青春气息、美丽。

端午种月季，好。这8X8棵月季，就在我家落户了。园艺师傅说，过冬时剪枝，留下15厘米的枝干就行，但水要浇透，否则不会冻死，却会干死。

（2009年5月31日）

马 宇 

上海人志存高远，又具商业头脑，做生意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对于其高调宣布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却是高度怀疑—不是一般的怀疑，而是干脆认为“目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上海是我国内地最大的经济城市，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比北京的10488亿元高30.6%，比广州的8215.82亿元高66.7%。但若把香港也算上，上海还略差点，香港2007年是16162亿港元—但香港毕竟是关境之外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人民币与港币也还不是一个体系，虽然在国际金融中心一事上两地似有竞争，但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还是立足于国内，所以且不谈它。

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宣布了可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17年前，中央提出要推进浦东开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是目标之一：1992 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通过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中心之一”；1992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也宣布：“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虽然说的是“逐步”、“尽快”，没有规定明确的时间界限，但17年过去了，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还遥遥无期，现在又说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这到底是多年过去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而变得实事求是了呢，还是继续在玩文字游戏？因为可以想见，11年后，不见得会有我这么不识趣的人，非要把如今某些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信誓旦旦说的话（哪怕白纸黑字）拿出来去跟实况比照—可话又说回来，即使有人这么做又能怎样？说的人已经说了，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10年以后如何，跟他有关吗？

官员说法暂且不提，身在其位，总得说点什么；按照我国的惯例，官方提法出来以后，自然会有专家学者出来加以论证如何科学如何正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么大、这么重要、这么高层次的事情，自然少不了专家参与，比如进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论证”研究啊，在媒体上发表高见啊，等等。因为上海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也吸引了众多的国际评论。远的不说，单找个近的吧，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就撰文力捧：“上海金融中心将远胜香港”。唉，虽然张先生是我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些观点对我也颇有启发，但现在不好意思，就拿他的论据作为靶子吧。

张先生对上海人比我还高看，劈头就说：“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起点定得够高，论据却很单薄，不过五条（实际他说的是六条，但我以为其中两条都是在说人才）：一是上海比香港太阳早一小时升起所以股市可以早开市；二是长三角工业强于珠三角，通讯、运输水平一流；三是金融人才上海优于香港；四是人民币有“自己的面目”而港币没有；五是上海的司法或法治也不是障碍。

我是佩服张先生见微知著的研究方法的。但就这五条，我可不认为就能够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何况第四条，人民币的“面目”，也还是模糊不清的呢！港币当然缺乏支撑，但好歹还可以自由兑换；而我们的人民币，谈论自由兑换至少谈了15年，直到如今何时能够自由兑换仍没有时间表（1994年我国放开人民币经常项下自由兑换，后来很多人都问中国何时放开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朱镕基先生说“没有时间表”，“到我们的监管能力达到的时候”；另一位领导说“金融开放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如今这话也过去10多年了，我们没有放开当然意味着的我们的监管能力还没有达到），张先生却说：“只要解除外汇管制，搞好人民币，不出两年上海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了”，岂不是大大的无厘头？假如我们2020年放开外汇管制，那上海就在2022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若2050年放开外汇管制，那就2052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张先生还说“上海远胜香港”，岂不就只剩硬件的比拚了？

不管上海怎么折腾，外滩搞成了最高档的休闲娱乐购物中心，成了“第五大道”而非华尔街，浦东金融区的大楼总算是盖起来了，即使价格比国际著名金融区还高50%，入住率也不如人意，毕竟硬件是摆在那里了；上海的金融人才依托内地，据说基数是香港的200倍，沙里淘金也比香港厉害；工业基础长三角自然比香港以及珠三角强点，但30年前，珠三角比长三角更差，那时内地还不开放，香港得珠三角的助力远远不如现在，怎么也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呢？

若论司法或法治，张先生以为整体来说香港固然远胜内地，但金融法治范围要小很多，上海“可以做得好”，我可是大不以为然了：张先生虽说是长居香港但据说也常来内地，难道对“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一窍不通吗？他怎么会相信在金融这样一个极为敏感、重要的领域，中央政府会放任上海自行其事，给上海“很大的政策和金融法例自主权”呢？张先生若听了领导“慎重慎重再慎重”的指示还敢如此肯定吗？

张先生做经济研究崇尚自己实地调研甚至亲自操作，可假如他对国内的政策制定和金融运作略有所知，怕不会这么轻易下结论。但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都改革开放30多年了，金融业也号称开放17年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真正开始允许外资进入金融领域并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的资产、业务量所占的比例都还微不足道（上海在全国算最高之列，也只不过10%左右）？为什么都允许外资进来搞银行了却依然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当然也有，如民生银行，如一些民营企业据说也参股银行，但张先生应该知道这离银行业真正开放还差得远，甚至根本是两个层面），金融领域还是国企的垄断天下？再看看高层的谨小慎微，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霸道更且掌握话语权，张先生凭什么就觉得“放开外汇管制”、让上海自定“政策和金融法例”那么轻而易举呢？

相比高楼、人才、工业基础，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体系—也就是张先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搞好人民币、放开外汇管制、司法或法治”。或许，在香港、纽约、伦敦等的比较、竞争中，因为制度要素相似，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大家比硬件等其他要素就可以了；但若连这样的制度基础都不具备，还怎能奢谈其他？莫非张先生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久了，以至于认为那是天经地义，可以视而不见？就如郎咸平教授从未受过国企的荼毒，所以他一个劲地为国企唱赞歌，但你让他只能购买国企的产品、接受国企的服务试试？让他在内地生活一年（不是过来走穴挣钱吃住行都别人包了），他骂那些国企不比骂顾雏军更狠才怪！

香港、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制度体系细节上自有差异，但本质却是一样的。而这个制度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孕育或者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企业，使这个金融中心的构成主体富有竞争力；只有开放，才能健全规则，规范、透明管理，使潜规则无从施展，让企业平等竞争、共享利益；只有开放，才能有效提升监管机构的管理能力，把金融风险降到最低，而不至于陷于“监管能力达不到就不开放、可不开放监管能力就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逻辑困境！

有了开放、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才会有健康的市场。上海的金融市场，似乎已经规模不小。2008年年末，全市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其中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各类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5589.07亿元，贷款余额24166.12亿元。而香港2007年底银行业总资产103520亿港元，存款余额58690亿港元，贷款29620亿港元，似乎相差不大。从证券市场看，上海证交所截至2008年末864家上市公司资产总额为454379亿元，净资产60324亿元，年收入91878亿元，上市公司市值9.71万亿元，也与香港证交所2008年底1087家上市公司市值102536亿港元大致相当。但若稍加分析，我们就知道，差别可大了去了！

单从金融主体来说，上海金融市场上，国企无论从资产还是业务量来说，都占90%上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业务经营上更有政策、网络等各方面的优势。而香港则是最为开放的市场，本土的、外资的、内地的都有，且多半是真正的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上也是一视同仁。证券市场差别更大，港交所规则清晰、透明、规范，企业只要达到其标准就可以上市；而上交所则开始是为解决国企融资而设（不知哪位智者出了这个好主意，政府直接投资企业不行了，银行的钱也不能随便用了，于是就搞股市问老百姓要，却全然不顾市场规则，导致先天不足，只敛钱而不回报股民，终有“国企提款机”、“不如赌场”一说），指标是计划分配，后来虽说也实行标准准入制，说不管是民企还是外企，只要达到了标准就可以上市，但是你看看现在上市公司的结构就知道这个标准是为谁设的标准。至于监管、信息披露等等，那差距更不是可以量化的，而是质的差别！

我接触国内上市企业算是最早的，但也因此受了惊吓至今不敢涉足股市。1992年至今，我大概去过上百家国内上市公司，不说经营状况好坏，单就统计数据来说就令人难以置信：有的上市公司销售额都虚报一倍不止！那更敏感、更不好掌握的利润等指标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企业信息都作假，你还敢对他们进行长期投资吗？如果短期炒作，你又怎么能跟那些财大气粗又有背景的庄家比拼呢？所以我虽然从事投资研究，并且或深或浅跟这个圈子有所接触，却从来不敢炒股。想想我们的权威机构、权威媒体、权威人士在股市低迷时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国民入市，在股市膨胀时如何振振有辞地论证“有坚实的支撑”，最后套住了80%的股民，我们就知道，这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百姓能玩的市场！

但就是这样一个证券市场，我们都迟迟不敢刮骨疗毒，这样的上交所即使上市公司资产全球第一又怎样？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吗？港交所2008年出牌8家，上交所敢吗？难道真的是它的上市公司质量如此之好，开市近20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到摘牌地步？如果这864家上市公司不合格的有，却就是不能退市，那这个市场又是个什么市场，它的信用从哪里来？没有了股民的信任，有追求的企业也不愿自甘堕落去与某些企业为伍，那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又在哪里？劣不汰的结果也会导致优不胜，甚至对优质企业更为不利。这种情况下，国外的公司会来上交所上市吗？若只是自己关起门来玩，还能叫国际金融中心吗？--遗憾的是，我曾经听到有企业不愿去境外上市了，因为监管太严，钱到手后还不能随便花—哪如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舒服？若真有这种现象，更不知是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悲哀？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哪怕是个区域金融中心，都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二是这个市场具有相当影响力，包括国内、国际，商业的和政策的。应该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汇聚资金，二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这都离不开产品的市场化和价格的市场化。否则，置身其中的各类金融主体都只不过是政府意志的从属工具而已。上海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大的品种也都齐全了吧，存款、贷款、保险、证券、债券、期货、黄金、产权……，但说到市场化可问题多多。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利率、汇率没有市场化，我们叫“有控制地浮动”，但谁又敢说，我们已经市场化了？假如一个金融市场，连价格发现的最基本功能都不具备，交易价格更多是外部赋予的或者是非要素影响的，还能叫作市场吗？何况还是跨境的。

其实，我也相信，上海有条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也有必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我当然更看好上海。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吸附了大量金融资源，上海建个央行总部于事无补，不会强化对中国金融政策的影响力，更不可能改变金融决策体制和政策取向，但这种体制安排并不是合理的选择，上海的金融地位和潜力也不是北京可以替代的。

但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无异于梦呓。

（2009年5月11日）

中国人形容穷困潦倒、无家可归，一个词是“居无定所”，一个词是“颠沛流离”；形容灾难临头、极度震惊，一个词叫“天塌地陷”，一个词叫“晴空霹雳”，--我们的语言文字历经两千余年，实在太丰富了，但我都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假如一个地区的百姓，因为人为的外力原因，导致地陷屋塌，流离失所，该怎么说？

这不是假设，而是现实。据《南方周末》2009年4月23日报道，安徽凤台县，因为采煤沉陷土地共有46000余亩，其中41000余亩为耕地，涉及顾桥、岳张集等10个乡镇24个行政村的100多个自然庄，涉及农户近13000户，而其中，已经搬迁安置的仅2510户，许多农户无家可归。而今，“淮北名镇之一，素有‘米乡醋都乌金地’之称，历来经济文化繁荣，有着4万常住人口”的顾桥镇，也已经列入了煤矿的开采计划，面临整体塌陷的可能，今年一月份已被通知需要整体搬迁。

看着被水淹没的房屋、地面塌陷的院落，听着身居危房和无家可归者的诉说，不能不让人极度震惊而且愤怒！

看看这些境况：

顾桥煤矿、顾北煤矿开采多年，地下采煤作业造成塌陷，导致八里、张童、樊庙、童郢、黄湾等5个行政村的16个自然庄万亩良田严重被毁，9个自然庄近万名村民依然住在开裂变形的危房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另外7个自然庄全部淹没在水里，村民于2007年搬出。但一户人家每月补偿120元，这笔钱即使在当地都只能租到一间房，连农具都放不下。对沉陷的农田，煤矿每亩地每年补偿1200元。

小叶庄里七十来岁的李奶奶和孙子两人相依为命，他们不敢住在开裂的大屋，那里现在是鹅舍，而在屋子旁边用砖头垒出一个仅能放下两张床的简易小棚，两人委身其中。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6月30日夜里，位于沉陷区的岳张集镇后岗村村民吕多灵家突然倒塌，家里4口人1死3伤，吕家1岁多的小儿不幸遇难。

……

一切源于这里地底下有煤。而地底下煤的开采权，属于国有企业--淮浙煤电有限公司。

据说这煤矿属于安徽省“861”重点项目。于是乎，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多挖煤多赚钱少花钱，这家煤矿就连正常的法律手续都不办，更毫不顾及地面上还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在居住生活，就肆无忌惮地开挖了！直挖得天没塌地却陷，直挖得祖祖辈辈生存其间的老百姓无家可归，丧失了最基本的安身立命之所！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真的想不出，古今中外，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些学问高深、通古博今的人啊，你们能告诉我吗？

媒体报道时，用了“‘沉’疴无解”这样的疑问。但要治病，首先要明白这病是怎么来的，知道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从报道中我们知道，直接原因自然是这家国有煤矿的胆大妄为。但为什么它敢置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而如此作为？后面却有两个强有力的支撑：

一是它的国企背景。企业并不可怕，企业唯利是图也不可怕，因为有法律、规则和市场制约它--可怕的是它与公权力结为一体。而国企恰恰就具有这样的天然基因。淮浙煤电公司，以及其上司淮南矿业集团和浙江省能源集团，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或者厅局级，或者处级，级别还高于顾桥镇、凤台县，是直属省委、省政府的，所以它敢不理拥有管理权和执法权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只能象小媳妇一样一级级反映问题，且不乏抱怨和委屈。

或许有人会说：法律为何不管？政府执法部门为何不管？没错，若是非国有企业，政府执法部门自然可以命令非法动工的煤矿停工，让它先征地再开工，先补偿再搬迁，但对于国中之国的国企、直接归省委组织部门任命的级别高于地方官的国企干部，地方政府敢吗？即使管了对方不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敢封矿？封了矿对方领导个人毫无损失（官位不会丢，工资不会少），而地方官员可能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地方官凭什么为了不相干的百姓利益得罪自己的同僚呢？塌陷的不会是他们的房子，被剥夺了居住权的人也没有权力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即使是向上反映问题，也不过是出于“维稳”需要和良心使然。

二是百姓私有产权的不完整和保护不力。国企的准政府背景，使他们敢那么干；但能那么干，还是因为公民的私有产权不完整，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保护远远不足。实际上，百姓对这些房屋、耕地“几乎”是没有私人产权的！你说这些房屋是你的，可地皮不是你的，地底下的资源不是你的，耕地也不是你的！按照我们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八条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城市里的土地是国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种的田是“集体”承包给你经营的，宅基地也是“集体”允许你使用的，可从来没说是你个人的。所以，挖陷了你的承包田，一亩地给你1200元补偿就行了，即使拿不到我也没说不给；挖塌了你的房屋基本也是活该，谁让你在不是你的地界上盖屋来着？！一月给你120元还是在尽革命的人道主义呢！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美国，不能给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财产的宪法权利。中国也不是其他国家，不能把土地这最重要的资源的所有权分配给国民。当权力和法律都不站在百姓一边，百姓自我保护不能，外部保护不足，权利被漠视、被践踏就是必然的了。

所以，在这晴朗的天下，我们对于大量民众居住权被剥夺、生存权遭受严重威胁这样的事情，却全然无能为力。凤台百姓能够恢复安居乐业的生活吗？能够讨回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吗？答案肯定有，只是不知道在哪里。

（2009年5月6日）

马 宇

三鹿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在今后的中国市场上，将不会再有这个品牌的踪影。但三鹿事件对中国乳业的影响，却依然绵延不绝，最近的30万吨奶粉积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表象。

三鹿事件爆发以后，消费者对国内乳品企业的信任丧失殆尽，业外人士也都明白，中国乳业重新洗牌不可避免，1500多家乳品企业将会有相当一部分被淘汰出局。但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国乳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乳制品市场基本格局依旧，除奶粉市场进口产品、外企产品借机扩充了份额之外，液态奶等主流乳制品市场，依然是蒙牛、伊利、光明等品牌天下，销量也恢复到了事件前的70-80%，而未与三聚氰胺有染的三元还趁势收购三鹿资产，扩大了市场地盘。即便如此，目前30万吨的奶粉积压仍然对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压力，各地奶业协会已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10-15万吨的收储计划，并要求对奶粉生产或流通环节进行实际补贴。自然地，无论作为消费者还是纳税人的公众，对此都是一片反对声。

公众反对很容易理解：目前的状况，是国内乳制品企业普遍丧失基本的商业道德造成的，公众作为消费者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有关企业理应受到市场的惩罚，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怎么还能要求政府援救，用财政资金进行补贴，让公众作为纳税人再次蒙受损失？而乳制品企业、行业协会要求政府援救也振振有辞：奶粉积压，企业资金无法周转，影响消化原奶，导致倒奶、杀牛，损害奶农利益，恶化奶源结构，最终也会伤害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帮助消化积压奶粉，就成了救企业、救奶农、救行业的利国利民之举。

难道公众真的只不过是情绪化的发泄，目光短浅而不自知，乳业人士才是识大体顾大局从长远考虑的？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经采取的某些补贴措施似乎也表明倾向认同业内观点。但笔者认为，个中是非曲直，仍有言说的必要。

对于行业性危机，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会采取必要措施。比如此次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政府对深陷危机的企业施以援手；而以往，也有国家对于某些行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的例子。但要实施此类措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对问题的性质、程度进行评估，如行业亏损是何种原因导致的（企业管理不善、要素成本太高、产业结构问题等共性或特殊原因），影响有多大（行业发展、就业或收入）；其次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补贴或援助，毕竟是以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解决某些企业或少部分人的问题，若没有严格的程序审查，很可能造成使用不当，甚至损不足以补有余。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AIG公司一边接受政府援助，一边给高管发巨额奖金，引起汹涌民愤，也可略窥一二。但美国政府对通用、福特等企业进行援助，也是经过美国国会批准的。

具体到我国情况，具体到此次奶粉积压事件，国外同类做法的某些内涵也是颇可借鉴的。现在的奶粉积压，根源在于市场信心的丧失，是消费者对于国内奶粉质量的心理阴影。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国内乳制品企业道德底线的失守，毒奶粉泛滥极大伤害了消费者的身心。这种情况下，政府收储或者补贴就能解决行业问题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许可以拿出50亿元解决这30万吨的库存，但市场信心不恢复，还会有更多奶粉积压，那政府该怎么办？何况，我国政府预算也是需要人大批准的，但在现有预算安排中，应该是没有这笔支出的，我们该如何让人大同意、并且也让民众接受这笔支出？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或许也是更要害的问题：乳业市场受打击，正是要企业承担责任接受惩罚的时候，政府出手挽救了企业，岂不是阻止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间接助长投机甚至纵容为恶？假如如此重大的一个食品安全事件，都只产生了三鹿一个真正的失败者，而那些直接涉及三聚氰胺的企业绝大多数还可安然无恙，甚至还受益于三鹿这个竞争对手的退出，受害者能安心吗？消费者能不长期心有余悸吗？或许有人会说倒下那么多企业会造成就业啊税收啊等等问题，但人命大于天！我们已经付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健康代价，难道还不能换来一个安全喝奶的环境？我们已经付出了一个行业的代价，难道还不能给所有企业和管理者以清晰警示：不为消费者负责，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政府之手的介入，可能避免了行业的剧烈动荡（崩溃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死而后生，清除了那些无良企业，消费者信心会迅速恢复，市场空间会立即被那些优质企业补上，从而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而这正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也可能埋下了后续发展的隐患：不管是乳制品行业还是其他行业，大家只要避免成为那二十二分之一就行了。如此，对于消费者，对于政府，甚至对于那些业内企业，幸耶不幸？！

至于拿奶农说事，更有“挟奶农以令政府”味道。可奶农的利益，什么时候得到过保证？奶源紧缺时大家争抢，奶源过剩时压价、拒收，根子不还是在于这个行业的不规范？这个问题，政府收储奶粉也解决不了。反而是纠缠不清的政企关系，将继续为祸这个行业。既然政府能够命令企业必须收牛奶，当然也该为奶粉积压负责，甚至也要为企业的生死负责—这个时候，是不是企业的利益就大过了奶农，更大过了消费者？

中国乳业，象我国的绝大多数行业一样，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体制扭曲。要想激浊扬清，要想从根本上提高行业竞争力，要想真正保护消费者利益，就必须刮骨疗毒。或许这个过程很痛苦，但那是行业健康发展必得承受之痛。

30万吨奶粉，牵扯到一些企业、众多奶农，更牵扯到消费者和纳税人。能否处理得好，需要进行众多因素的考量。

（2009年4月8日--此文部分发表于《北京青年报》4月9日“每日评论”版）

马 宇

     三鹿事件，似已盖棺论定。这个曾经的中国乳业巨头、著名品牌、高科技企业，背负着数以万计的受害婴幼儿的良心债，在亿万人的唾骂声中轰然倒塌。企业破产，相关高管和官员被追究法律、行政责任，事件引起了国人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直接催生《食品安全法》，按我们的一般思维，事情也就这样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

但我却不这么想。这毕竟不是一般的杀人，造成30万婴幼儿生命伤害甚至更广范围内人群伤害的大规模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之久，涉及几乎中国所有的著名乳品企业，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而具有必然的环境制度因素。不深入挖掘内在原因，就不可能消除这些因素，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全体国民就将继续被不安全食品毒害着。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信息被屏蔽或根本没有发掘，但我们依然可以依据现有的信息和我们自己的切身感受，来看一下三鹿恶之花是如何培育出来的？

首先，当然是政府管理部门的渎职和放任。难以想象，如此大规模的、普遍的、长期的行业集体投毒事件，那么多的相关政府部门（从后来的行政问责看，起码涉及质检、农业、卫生、工商、食药检和地方党委、政府）竟然都没有觉察，更谈不上采取任何措施！于是我们看到，即使连续有婴幼儿受害，消费者和媒体对三鹿奶粉已经产生了强烈质疑，可质检部门给出的依然是三鹿产品质量合格的报告。事件被揭露后，从企业到政府主管部门，众口一词就是“没有关于三聚氰胺的检验规定和标准”。但两个事实就可证明政府管理部门的渎职：

一是国内已有媒体（如《南方周末》2007年1月5日“可怕的牛奶”）揭露牛奶造假已成普遍现象，众多政府管理部门为何却一无所知？或者知道了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二是2007年初，中国出口美国动物饲料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国家质检总局为加强对出口饲料及宠物食品的检验监管，出台新规定，从2007年5月15日起这类产品生产企业需经检验检疫部门注册方可出口相应产品，且在出口报检时需注明产品用途，出口用途为动物饲料或人类食用(包括原料及其添加剂)的，不得违规添加化工原料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而与此同时，已有多方面证据证明三聚氰胺在国内被普遍添加在了饲料和食品中，质检总局既然对出口饲料和宠物食品都要严查三聚氰胺，为何对于危害更烈的国内情况却漠然置之？

前几年我曾做过进出口商检调查，撰写了《我国进出口商检研究报告》，强烈质疑把大量质检资源用于出口商检（涉及3300多种商品、近一半的货物出口批次和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出口额），而疏忽国内质检和进口商检（国际上刚好相反，如日本出口与我国差不多，但出口商检仅很特殊的十几种产品），并且出口产品和国内销售的质量要求标准也不一致，把自己国民置于二等位置，更是荒唐之至！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国民对权力部门毫无约束力和在此体制框架内无限膨胀的部门利益扩张和官员寻租冲动。显而易见，对出口产品进行商检是一种权力（虽然打着保护中国出口产品声誉的名义，美其名曰“维护中国制造形象”）），纵容国内伪劣产品盛行同样也是一种权力（有利益就放行，否则即使质量合格也刁难），而管好国内产品质量却是一种责任！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大量行政资源用于重复出口商检，替外国人把关，而国内质检却一塌糊涂。我们不禁要问：内销和出口，难道不都需要达到一定质量标准吗？外国动物不能吃的，难道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吃吗？国内产品质量控制不好，难道出口产品质量就能独善其身吗？国内产品质量问题多多，能在国际市场树立“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吗？国内产品质量控制才是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基础啊！这本是常识性问题，也是一国政府行政的基本取向问题，为什么我们长期错下去绝不思改？除了权力、利益因素，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从严厉禁止出口饲料和宠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到三鹿事件爆发之时，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质检部门居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至于国内奶粉质检中连三聚氰胺这项检测指标都没有，使众多消费者因此受害，政府管理部门如此玩忽职守，不是严重的犯罪吗？！

令人不解更且悲哀的是，至今为止 ，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责任官员被处以党纪、行政处分，却没有一个受到法律追究。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难道三鹿事件中的渎职官员，还达不到适用标准吗？果真如此，这法律可真让人无语！

其次，是媒体监督的缺失，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助纣为虐。虽然在毒奶粉曝光之前，也有媒体注意到了问题牛奶，但声音极其微弱，完全被淹没在了政治正确的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颂扬中了。其中最典型而且颇具黑色幽默的例子莫过于央视专题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

正是在国际上出现了对于中国制造的质量质疑的情况下，我们国内媒体开始反击了。2007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中国制造”特别节目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央视记者“眼见为实”，对三鹿婴幼儿奶粉从奶牛饲养、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经过10多天的调查和“仔细计算”，“三鹿婴幼儿奶粉用国际先进的全日粮饲养技术饲养的奶牛，产出的鲜牛奶，经过冷链储运、原料检测、添加营养素、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检验等一系列环节，经过1100项检验检测后，才最终出厂运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由此感慨：“这1100多道检测关不仅让我们见识了我国大型乳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设备、工艺和技术方面，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所取得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从这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我国大型食品企业质量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感受到了企业对产品负责任的态度和对消费者的尊重”。

此时再来看这样的报道，真让人愤怒而且悲哀。假如我们要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产品形象，宣传对象应是境外消费者才对，忽悠国人干嘛呢？针对中国消费者对企业和其产品进行如此赞扬，无助提高国外消费者的认知水平，而只会增加国人的盲从之心。结果我们已很清楚了：国人固然受害，也在国际上极大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声誉，事件曝光后国外立即禁止进口中国乳制品，并且更影响到对其他中国产品的信心。

我们的主流媒体，都有着崇高的行政级别，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其信用支撑来自于国家、党和政府，如此背景，消费者当然信任有加。虽然《每周质量报告》从监督转向表扬受到质疑，但其中的利益取向却是毋庸置疑的：监督只是为消费者负责，顶多有被监督者“公关”避免曝光，但却可能惹来更大麻烦；而表扬在大方向正确以从根本上避免麻烦的同时，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这样的广告平台，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了。所以就有“流言”称，大受赞扬的三鹿回报也很丰厚，除每年数千万的广告投入外还另外支持了200万元。至于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能决定任何事情吗？甚至收视率都是无关紧要的—不信你不看央视还能看别的。

因此我们看到，直到问题已经极为严重，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受害儿童病例，媒体在报道时仍不敢点出企业名字，最后还是一家地方报纸“冒着巨大风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毒奶粉蔓延如此之广，三鹿事件后果如此严重，媒体监督失效难道不该承担重要责任吗？

可相比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的被“处分”，没有一家媒体为三鹿事件担责，甚至没有一家媒体向消费者和国民道歉！但这绝不意味着媒体可以免责，相反，更说明必须建立媒体问责制。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主流媒体都是国家或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属下的“事业单位”，领导由组织任命，有行政级别，有财政拨款支持。它的地位和信用是国家和政府赋予的，与完全市场化的媒体全然不一样。这种情况下，国人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这些媒体，但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否则，更多的三鹿在这样的媒体监督环境里仍旧可以畅行无阻、春风得意。

但最后，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消费者自身。反思整个事件，我们发现，消费者始终处于一个极为尴尬、被动的境地，或者说，只能扮演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角色！本来，经济意义上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可以发挥决定作用以避免自己如此受害的，但结果却是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任由侵害发生。或许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但起码我们可从一个极小的角度—消费者意识和权益保护来看一下。

此处所谓的消费者意识和权益保护，并非是给消费者“一双慧眼”，象某些官员、媒体谆谆教诲的那样去学会“如何鉴别假冒伪劣商品”；而是从自我保护角度出发，如何创造一个对消费者自己更为有利的市场环境。既然我们无法约束有关部门尽忠职守为我们把关，既然我们不能要求媒体替我们全方位实时监督，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囿于某些局限不可能成为所有产品的质量鉴定专家，那么，我们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我们手中的钞票决定权，来为我们的消费安全创造尽可能有利的环境！即使做不到闭着眼睛消费都不用担心质量问题，起码有相对宽裕的自我保护空间。

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充分开放市场，使同一种商品、同一种服务市场中有多个供给者，让其充分竞争，这样消费者的钞票才会起决定作用，利用市场力量迫使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商品或服务。或许有人会说，奶制品市场也是开放的、竞争的呀，不是有那么多企业在生产吗？甚至正是因为竞争太激烈，各企业为了争抢奶源、降低成本才导致了如此大面积的质量事件啊。

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这个市场绝不是充分开放、竞争的，因为若是如此，纵使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失职、媒体监督失效，某些业内企业也会揭露行业黑幕，从而名正言顺地打垮竞争对手，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既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本企业争得良好声誉，又可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何乐而不为呢？正常情况下，这本是竞争对手巴不得的啊！为何却没有一家企业站出来呢？即使迫于某些压力，不敢公开身份，那匿名捅开黑幕总是可以的吧？不是说国外激烈的市场竞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吗？为什么在我国就恰恰相反，反而是“劣币驱逐良币”，有那么多企业认同行业“潜规则”，向下竞争，你坏我也坏，大家都使用有毒牛奶呢？这刚好证明，这个市场绝非所谓的充分开放竞争市场，而是一个扭曲的市场，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规律难以发挥作用的市场！

试想，假如这个市场是充分开放的，政府完全放开市场准入，只负责质量监管、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事项；假如我们不管是政府还是消费者，对待这个行业的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用同一种标准进行监管，用同样的标准（质量、价格、服务）来决定消费，就是看得见的手不发挥作用了，或者起反作用了，看不见的手却没有失灵，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三鹿事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三鹿是个合资企业，高层知道出现质量问题后，新西兰恒天然一方董事要求立即实行产品召回，但中方拒绝了。外方后来通过其母公司向新西兰政府反映，新西兰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高层领导通报，也促成了事件的披露和解决。如果不是这样，或许整个事件将会是另外一个版本？或许三鹿依然健在，依然享受着中国名牌等诸多荣耀，但消费者呢？

当然，我们不见得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说跨国公司比我们的企业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和法律意识；我们只需要明白，即使那些跨国公司是为了商业利益，是不是也对我们消费者有好处？每个企业都在法律范围内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最起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作假、作恶的成本会提高，难度也会加大，甚而至于不可能。

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消费者缺失现象漫谈》，对于消费者自身意识的模糊不胜唏嘘；时至今日，也未见任何改观。假如我们消费者连自己的利益在哪都不知道，又如何去保护自身权益？假如我们连自身的消费权益都不知如何保护，又如何能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培育出我们自己的民族名牌企业？看看我们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取向，不能不让人深深担忧，果汁行业是否也有三鹿生存的土壤？

人人逐利，资本逐利，这无可厚非，且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人人都有恶的因子，资本也有恶的因子，我们也承认。道德、规则、法律，就是我们创造出来制约这些恶的因子的。三鹿恶之花，源于人之恶、资本之恶，但所以能茁壮成长，并造成如此大的危害，却是因为有了适宜的土壤、水分和阳光。不铲除这些环境因素，三鹿恶之花还会在我国大地上继续开放。

 （2009年3月25日）

（注：此文部分已公开发表。遗憾的是，未公开发表的部分，却是我以为最需要说的。唉，此等状况，未尝不是三鹿恶之花生存的土壤）

马 宇

   3月18日，商务部裁决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对此，关注此事的国人大多表示支持。据新浪网调查，截至3月23日8：40，参与调查的12万余人中，70%以上表示赞同商务部裁决，不赞同者仅占25%。虽然商务部否决收购的依据是《反垄断法》，但似乎也是符合民意之举。

此前，本项收购案披露以后，2008年9月9日，在新浪就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进行网上调查时，参与调查的35万人中，高达79.8%的人表示反对，赞成的仅占15%。相比初期的民意汹涌，如今民众的情绪已略为平和，表达看法也更多了些理性。但就在现在的同一个调查中，也有近42%的人认为否决收购对于汇源是利好，超过70%的人认为对外商在华投资影响不大，真不知某些人从自己角度（或一相情愿地）表达他人意愿的依据从何而来？

此次收购失败，最大的输家当属汇源集团和朱新礼。虽然朱新礼说卖不出去就继续做下去，希望消费者更加支持，但汇源的生存环境无疑将更加艰难。直接影响是融资能力大幅下降，汇源果汁在香港股市的价格在消息公布后急剧下跌，从8港元降到了4港元以下，权威评级也维持在3-4港元之间，表明资本市场对汇源果汁信心不足。而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也难有新的战略投资者收购或参股汇源果汁。如此情形下，汇源的资本运作能力将受到严重局限，而在果汁这样一个完全开放竞争市场上，资本能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其竞争力的下降。事实上，汇源果汁在出售失败后的第一时间就调整战略，暂停约20亿元的数个上游投资项目而集中精力做营销，也印证了这一点。何况，出售未果，并不会激起消费者保护民族品牌的“同仇敌忾”，如朱新礼所期盼的那样多喝“自己的”汇源果汁，消费理性仍会起决定作用；相反，反对收购的消费者更可能说：别人出高价你就卖，卖不出去了你再让我们支持？在这部分消费者心中，汇源的品牌和企业形象都受到了损害，今后的市场营销也会因此受到局限。如此情况下，居然还有如此高比例的人（认为收购失败对汇源利空的仅占30.5%）说对汇源利好，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

但这仅仅是朱新礼一个人的损失吗？有“专家”曾经说过，不能因为怕朱新礼受损失就允许并购。确实，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政府反垄断部门肩负的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职责，不能因为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利益而损害整个行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真的会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则即使汇源会因收购失败而受损失也应加以制止。可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假如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成功了，结果会如何？

无非是两种：一是如反垄断部门和众多反对收购者所担心的，真的形成了垄断；二是强化了果汁市场的竞争，促进了行业资源整和，提高了行业发展水平。

对于第一种可能，我们还有没有后续办法，是不是就只能任由垄断发生，损害消费者利益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呢？答案显然不是的。

首先，政府反垄断部门以及其他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部门依然可以依法随时制止这些垄断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不管可口是进行捆绑销售、搭售还是设定排他性交易条件。至于品牌强势会提高对潜在竞争对手进入障碍，可哪个名牌不是如此？而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因为有助于行业水平提升。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早已经清晰显示，高质量名牌产品和企业的出现，为行业设立了更高标杆，提高了行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供给数量、质量控制能力和相关服务质量，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我国饮料行业本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况且从垄断角度讲，竞争并不仅仅局限在品牌，还有价格、品种、质量、文化、消费者感受等等多个方面，某些强势品牌并不能一统天下。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潜在市场规模大、层次多、差异化明显的市场中。且不说在果汁这样一个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的市场进入门槛低的领域，即使在那些资金、技术密集行业，市场进入门槛远远高于果汁行业，又有哪个领域是因为某个品牌强势而导致了垄断？

其次，即使产生了垄断行为，我们也依法制止并惩处了这些垄断行为，是不是已经产生的垄断损害却无法消除，还会对行业发展持续产生负面作用？答案也显然不是的。因为如捆绑销售、搭售、设定排他性交易条件等等都是即时性竞争行为，制止了则影响立即消除。即便可口可乐和汇源两大品牌合并产生了市场进入障碍，且出现了如果汁品种减少、质量降低、价格提高、存在行业暴利（这才是不当阻碍了市场进入的直接证据）等情况，政府也可以对可口可乐（美汁源）和汇源采取强行拆分或其他措施，从而避免垄断对行业造成损害。

对于第二种可能，或许分析起来复杂些，但我们依然可以进行点粗浅的探讨。

从我国的果汁行业看，目前仍然处于低水平竞争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果汁生产企业4000多家，年销售额不过1000万吨上下，市场高度分散，还没有形成绝对主导品牌。而从关联度极高的饮料行业整体来看，则更是如此。目前的果汁乃至饮料行业，若以企业属性来划分，已形成了三大集团军：汇源、娃哈哈、露露、椰树等本土品牌，统一、康师傅等港台品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资品牌。而这几大类，又难以从产权上清晰划分，如众多的本土品牌都有外资成份，有的还被境外注册企业拥有；而港台品牌也算是外资企业，可口、百事等外资企业中也有中方股份。若做行业细分，碳酸饮料最为特殊，两乐地位无人能撼；功能饮料、茶饮料或某些特种饮料外资（含港台）领先一步；水饮料、乳饮料、果汁饮料则似乎本土品牌略占上风--而这种市场格局又处于动态变动中，并没有固定或稳定下来。绝大多数饮料企业，不管内资还是外资，不管企业规模大小，都介入至少两三类饮料生产。这恰好证明这个行业不同种类产品之间几乎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品牌、网络等进入壁垒。

虽然汇源在纯果汁和中高浓度果汁市场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但在低浓度果汁市场仅占6%，在整个果汁市场的份额约占10%左右。我国人均果汁消费每年不过1公斤，而国际上发达国家达到40公斤，世界平均水平也在10公斤左右。在成熟的市场里，一般2-3个领先品牌占据70-80%的市场份额，即使我国市场广阔，且消费层次多、差异大，市场如此分散也是不合理的，阻碍了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质量安全也难以保证。与我国的众多行业一样，果汁行业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进行行业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强化在技术、产品、质量、品牌、营销等各个领域的竞争。而要做到这一点，并购是重要手段。并且，这样的并购必须是开放式并购，而非内资企业之间的并购；可以是大吃小的并购，也可以是强强联合的并购。否则，禁止了统一、康师傅、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非本土品牌对本土品牌的并购，也禁止了汇源、娃哈哈、农夫、露露等内资行业领先品牌之间的并购，这样的并购能够达到应有的效果吗？因为目前来说，即使这些品牌相互并购，也难以形成绝对的市场控制力，从而限制竞争。所以，假如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成功，则最大可能不是垄断市场，而是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引发一轮新的行业整合（实际上，在可口可乐宣布并购以后，统一、百事等已经开始通过收购和扩大投资来加大果汁饮料的投资力度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企业因为资金、技术、产品、品牌等实力不足而被淘汰出局，不可能指望如今的4000多家都能保留下来，但也会产生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整个行业水平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如此，消费者才能以更低价格得到更多更好的果汁产品，也更有可能避免不安全食品的伤害。

从产业链条来看，阻止收购对上游产业的影响也是不利的。虽然有人说可口收购汇源后会“店大欺客”，损害上游供货商和果农的利益，实在是有违常识之见。现在我国的果汁生产分散之极，而且人均消费水平极低，为何却长期存在果农卖果难的问题？可见症结不在于垄断而在于产业发展水平太低。要同时解决消费低而又卖果难的矛盾，从生产角度说就应该激活市场，增加生产要素供给，以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带动消费者的消费，为果农卖果打开出路。朱新礼一再表示，汇源果汁出售后将转做上游，并且已经开始布局，去年开始已在湖北、辽宁、河北、宁夏、海南等地规划投资20亿元建设果汁生产基地。而在收购被否决后，汇源在第一时间就调整了企业战略，暂停这些项目的建设，全力以赴做市场营销。汇源遭此重创，融资能力下降，经营主业都面临更为困难的局面，投资上游很可能遥遥无期。况且，从产业分工效率来说，汇源也不应该在做果汁生产销售的同时，兼顾上游的水果基地建设。否则，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分散企业资源，而又不可能垄断上游（中国水果年产9000万吨左右，且品种、地域极为分散）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那汇源很可能离衰落乃至破产也就不远了。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爱国敬业的角度，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朱新礼会把出售汇源果汁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据说要投80亿）投入到果汁生产基地的建设中去。此举对于果汁行业发展、果农增收的效应有多大？或许举个不相干的例子大家更清楚些：我国从上到下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2003-2007年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1.6万亿元，平均每年3200亿元。汇源若投资80亿元到果汁基地建设，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会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那是什么概念？如果我国有几十家这样的企业去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那对于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会产生多大推动？而实现这些，我们并没有动用一分钱的财政资源--那说到底还是我们国民自己的钱，而只不过是利用了市场杠杆、盘活了市场要素！

阻止收购，我们或许避免了“可能”的垄断损害；但同时，我们也“可能”丧失了一次果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可能的垄断损害我们本还有别的手段制止，但丧失了的机会却是永远失去了，并且会进一步影响到今后果汁甚至其他行业的发展，因为今后行业内的并购或者新投资进入都可能遇到类似问题。

顺便再说一句，我国政府为了保增长，在今明两年规划了4万亿元的投资，但无论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受到资金短缺的掣肘。今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可能达到创纪录的9500亿元，还破天荒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债。虽然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是在香港股市进行，但这179亿港元，已经成为我国公民的可流动资产，不能说全部但肯定会有相当部分投入到国内来，那这比我们扩大财政投资是不是更好？何况，财政力量总是有限的，国有投资又会带来更多负作用，我们不是一再呼吁财政投资更该关注民生领域吗，为什么不尽可能让市场资金去投资，而把财政投资用到更需要和真正该用的地方呢？

反垄断的目的是要保证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和消费者利益，并购可能会减少竞争、限制竞争，损害行业发展；但也可能会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有利于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增加--关键是看如何认识和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经济问题的利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两利相权取其大，即使两害相权还要取其轻呢！固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是政府的职责；但同时，允许和鼓励利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也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或许，如何界定垄断和反垄断是政府管理中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和技术问题；但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还需要战略眼光，需要深刻认识和善于利用市场经济规律。

 （2009年3月23日--此文摘要发表于《南方周末》3月26日C14版）

马 宇

    随着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被否决，后续影响开始初步显现：汇源果汁股价3月18日就下跌20%以上，到了8港元，19日复盘更是跌到3.99元。有证券专家分析，汇源的股价几乎不可能再回到8港元以上。

这当然不仅仅是朱新礼一个人的损失。起初反对收购的爱国者们不也是出于保护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的目的吗？我们当然不希望汇源在自己人手里毁掉吧？但假如受此打击，汇源真的大受影响或者干脆一蹶不振该怎么不办？

毫无疑问，此次收购失败，汇源的融资能力受打击最大。显而易见的是市值缩水，股市融资难度加大，成本也会提高。如果汇源只能靠经营业绩来提升股价，而不能转让，或者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它的融资提升空间就很小了。而对于潜在的战略投资者（主要是境外的，国内有这能力的本来就屈指可数）来说，面对并购存在的不确定性也会望而却步，或者提高并购条件。双重作用的结果，就是汇源基本已经被锁定在了现在的位置上。

汇源今后的唯一出路，就是埋头做经营了。但在这样一个开放竞争市场，融资能力受到局限的企业竞争力将会受到很大制约。况且，此次事件让汇源的品牌和企业形象都受到重创。虽然朱新礼说，不批准就继续做，希望大家更多喝汇源果汁，但实际上，真对于那些愤怒朱新礼出售汇源的人来说，已经很难原谅汇源了：别人出高价你就卖了，卖不了砸在手里了又回头让我们支持？如此情绪之下，汇源想获得更多的民族感情支持恐怕是不现实的。

朱新礼当初激流勇退，出售汇源股份，或许已经看到了果汁经营中的难处以及对汇源今后走势的判断；而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在更难的条件下前行了。

无论如何，希望汇源能走得更好。

（2009年3月19日）